公義既非左亦非右,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 覆《回協紀辨方:公義是目的而非手段》

今次真係簡短回應。一則係想真正享受假期,遠離facebook,二黎討論逐漸失焦偏離事件核心,所以唔打算講太多。

王兄回應話「公義應合乎法治」係本末倒置,係因為大家對法治既定義理解不同。王兄文中既法治似乎只係一個解決訴訟既框架同程序,我講既係廣義的法治,包括保障人權及各種自由等基於法治的個人實質權利。我既意思係,追求公義既同時不能忽視對他人基本權利既保障。

公義公義,既名公義,當然係先有公共生活,才有公義存在既必要。對居於荒島既魯賓遜黎講,佢面對既係自己一個,無所係公唔公義。正因為人係群居既生物,住埋一齊,至有資源分配既問題,以及意識到公平唔公平既分別。資源分配既結果,直接影響社會成員認為呢種分配係公義定不公義既睇法。

其實唔係好明點解王兄會有「或許協紀與筆者的爭論重點,當是協紀相信的公義是為了維持社會利益,還是筆者相信的社會利益或其存在本身,只是要達致公義的步 伐。」既睇法。因為公義既係手段,也是目的。手段者,公義之用也。分配正義就係講點樣適當分配財富資源; 應報正義就係講對惡行的回應。目的者,古代希臘人認為公義係一種美德,合乎人類對真善美追求既價值取向。公義同道一樣,有體有用。執於一面,失諸偏頗。

王兄認為態度只影響身份認同不影響法律身份,係因為香港城邦似國又非國的特殊狀態令王兄有此錯覺。在一主權具足的國家,他國移民要享有社會福利資源係要經 宣誓過程,考入籍試唱國歌,呢啲本身已經係一種表態。作為外國移民,你當然有權拒絕宣誓拒絕唱國歌,不過亦代表你唔會有正式公民身份。

再者王兄係混淆行街紙同居留權既地位。Betty一直拎唔到身份證,代表佢其實係無香港既居留權,狀況等同申請酷刑聲請拎行街紙係重慶大廈門口果班南亞非洲裔一樣。入境處既酌情權係「不遣返」,唔代表係承認佢有香港居留權身份,否則一早大團圓結局,皆大歡喜了。

至於王兄將搶奶粉搶學位的蝗蟲的責任用狹窄的法律觀點詮釋,也失諸狹隘。法律框架往往落後於巿民對公義既觸覺。正如美國新奧爾良在颶風吹襲後有商人哄抬物 價,引致當地災民民怨四起,當時亦有議員要求立法,懲治那些不義商人。合法不代表達義。香港政府推出限奶令,某程度上也是承認了搶奶粉的蝗蟲行為係損害了 本土利益,帶多於兩罐奶粉出境要罰款,其實已經暗示了相當既個人責任。

王兄認為公義係偏左思想,在我黎講,公義非左非右,左翼右翼對公義都有各自的側重點,有各自詮釋。亞里士多德相信的倫理美德,同古中國儒家一樣,係中庸之道。投身公共政治生活,砥礪出對公義的判斷能力,養成習慣,就能培養適於治國的理想人類。

對亞里士多德黎講,城邦係實現公義既理想場域。佢話: 「城邦係為咗好既生活而存在。」乎合公義既公共生活,就係好生活。為咗實現好生活,慎思明辨,持劍衛道,吾輩城邦青年之責也。願與王兄共勉之。

(以下為王本初對筆者回應王本初《一夜白頭失家國,淺談香港人的身份及公義》一文的回覆。 原討論見協紀辨方)

<回協紀辨方:公義是目的而非手段>

筆者曾就協紀鴻文《同情心不能蓋過公義》寫了篇文章《一夜白頭失家國》,昨日幸得其回應, 指公義不能脫離個人利益及法治,筆者今早拜讀,
發覺該回應偶有失準,對公義概念略有混淆,謹此特書此文希望能拋磚引玉。(回應貼在comment)

謬誤始於文末:公義應合乎法治及自由權利;這是文中極其嚴重的本末倒置。只因公義是絕對凌駕後兩者的標準,而後兩者更是人類為維護公義而生的概念。嚴格來說:設立法律的根本目的是Fiat Justitia,Let Justice be done,讓公義得到彰顯,而不是維持社會安定(雖然這是副產物)。正因人類有對公義的執著,才願意相信複雜而不人性的法制系統。數千年對公平正義的執著 讓王朝封建發展成今日較完整的法治政制三權分立; 既然法治是追求公義的手段,豈能要求公義符合法治?甚至可以說假若法治終不能彰顯公義,法治也沒有其存在價值。

社會非以用公義分配資源,而應用分配資源以達致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協紀Betty 態度影響資源分配一論筆者未曾聽聞亦未敢苟同:態度只能影響身份認同而非律法上的身份,資源分配則根據其法律或具約束力的證明文件進行,而這正正建基於閣 下深信的法治之上。 政府所給予的居留權的確可被推翻,但筆者暫未見其實例或可行性,此事日後再論。

協紀指筆者寫Betty,搶奶粉的中國女人和對搶學位搶奶粉的行為毫無責任,係左膠將責任推給體制,推給政府的一貫論述,實屬謬誤。協紀《同》一文中主論 的公義本來就是偏左的思想,右派則著重個人道德資本主義階級等位。既然閣下力站於公義高地之上,又怎容不下別人以左論還擊?協紀駁論於閒話家常以個人利益 喜惡判斷之際,當能開火力轟這些取走了香港人利益的大陸人,可既然閣下立論於公義之巔,怎能以一己私利判斷對錯,而不考慮閣下深感認同的法治呢?

請君細看於彰顯 Interpersonal justice (個人公義?不懂翻譯)的Tort Law,人要否為自己的行為對別人可能造成的傷害負責,主要看究竟這事的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和主因 (causation),現在買奶粉的大陸人,根本與買不到奶粉的香港人沒有交接 (no proximity),而且所拿走的只是買奶粉的機會,錢還是有給的(loss of chance only),試問又怎需對香港人負上責任?

作為社會上最能彰顯公義的工具,法律當有其局限性,可瑕不掩瑜。Tort Law 的重點是補償 (compensatory)而非懲罰 (punitive),閣下必先證明大陸人買了奶粉直接導致指定而非云云之眾或某某家長的孩子因而受害,才能於公義之上指責大陸人並要求其負上責任,否則 只是泛泛之談,難成固論。

或許協紀與筆者的爭論重點,當是協紀相信的公義是為了維持社會利益,還是筆者相信的社會利益或其存在本身,只是要達致公義的步伐。筆者愚昧,只相信以社會利益為導引的公義不是公義而是權謀,亦深信我輩熱血青年,定當執著於對公義的追求。

雖千萬人,吾往矣。

雨令青爭

P.S. 筆者的確曾看過本土派攻擊法治的文章,但此非本文章的重點,容後再論;若此事借例錯誤,筆者萬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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